商業銀行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支柱，其經營狀況幾乎可以作為國內金融經濟的晴雨表。4000多家滬深A股上市公司約80萬億總市值，上市銀行就以1%的數量占了1/8的市值。且銀行業以其天然優勢獨占上游，可以說是金融行業當之無愧的“寡頭”。

然而，隨著2014年3月國內首例違約的公募債券——“11超日債” 本息無法按時兌付，國內信貸行業迎來了一次集中的，以過剩產能為代表的“違約潮”。接下去的幾年，伴隨著違約潮的傳遞以及信貸的收縮，政策上“去產能、去杠桿”，全行業的中小民營企業也發生大面積違約。

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“房住不炒”的概念后，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來增信的傳統信貸行業也間接地被打擊，中小房企資金鏈斷裂，失去銀行業輸血的房地產行業卻繼續“上游斷水”（嚴查各類金融機構輸血房地產），“下游被堵”（各地限購、限貸持續加碼）。嚴監管帶來的自然是銀行業數據的慘淡，違約造成的不良貸款成了銀行業發展的巨大包袱，更別提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帶來的再一次的全行業打擊。

全行業的收縮體現到商業銀行業的萎靡，在我們想象中應該更嚴重，但從銀保監會公布的數據來看，雖然不良率和不良余額確有提升，但直覺總讓人覺得并未完全顯示真實情況，包括業內也不斷有風聞稱“真實不良至少是公布數據的十倍以上”。為了證實想法，筆者特地花了一些時間，整理了2015年一季度至2021年一季度共25個季度的商業銀行業信用風險指標，通過一些簡單的數據分析，穿透的來看國內商業銀行信貸的真實現狀。

一、基本數據平穩上升，不良因子顯眼但并未觸及紅線

從25個季度看幾個關鍵數據：

1、貸款余額從70.44萬億增長到154.6萬億，增長率119.5%，季度復合增長率3.32%，年度復合增長率14%；

2、不良貸款余額從9825億增長到27883億，增長率183.8%，季度復合增長率4.43%，年度復合增長率18.96%，不良貸款率25個季度平均值1.77%；

3、貸款余額的季度增加平均值（每一季貸款余額減去上一季貸款余額，所得值求算術平均）為35067.9億，不良貸款季度增加平均值752.4億。

貸款余額從70.44萬億增長到154.6萬億，增長率119.5%

不良貸款余額從9825億增長到27883億，不良貸款率25個季度平均值1.77%

從關鍵數據可以得到幾個明顯的結論：

1、2015至2021年，不良貸款增速明顯快于貸款新增速度；

2、不良貸款率最高1.96%，在2020年3季度末達到，逼近2%紅線；

3、不良貸款余額從1萬億到2萬億用了14個季度，到3萬億的時間大概率在11-12個季度，比1到2萬億時間明顯縮短。雖然看似不良增加的速度在變快，但這相對35.75萬億（14個季度的貸款余額增量）和46.04萬億（10個季度的貸款余額增量）來比較的話，相當于到達第三個萬億不良比到達第二個萬億不良時間只縮短了14%，即2萬億到3萬億的貸款規模增長基本在30%以上，但速度并沒有加快30%，而是14%，說明不良相對新增貸款的速度的產生是變慢的，即貸款質量在變高，或者說不良的處置去化在加快。

這幾個結論是數據很明顯的表象，不良余額的持續增加但不良率的平穩，很多人會歸因于貸款余額（不良率計算的分母）的變大，相應的稀釋作用穩定了不良率，使之一直穩定在紅線以下。

但，真實情況的確如此嗎？

2015至2021年，不良貸款增速明顯快于貸款新增速度

二、穿透基本數據，發現數據與現象之間的矛盾

再對上述數據做進一步穿透處理，通過簡單的數據分析，再結合業務實際，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耐人尋味的矛盾點：

不良率25個季度均值1.77%，但新增不良率（不良余額增量/新增貸款余額）季度均值2.2%。因為表格中的差額代表著“凈差額”，即相當于，每個季度的增量貸款中都有2.2%會轉化為不良，既然如此，為何不良率永遠在2%以下呢？如果說這是因為加大分母，那么保持均值1.77%不良率，相當于每產生一筆不良，要對應不良金額56倍的分母增加，才能保持不良率的持平。這與新增貸款增量的實際是遠遠不符的。

再換個角度驗證。前面的關鍵數據中，貸款余額的季度增加平均值為35067.9億，不良貸款季度增加平均值752.4億。752.4/35067.9約為2.15%，與2.2%相差無幾，兩個數據路徑得到幾乎一致的結論：哪怕是依照官方數據的結論，不良率也絕對在2%紅線以上。

2、不良余額增長速度相對貸款新增速度放緩，但貸款質量并未提高，處置速度并未加快。

前面通過關鍵數據得出“不良的增長速度實際是在減慢”，但不良的減慢我們從實際業務角度出發，只能有三種可能：

一是放貸質量變高。這一點我們首先排除，因為上面的數據已經證明，總有2.2%的貸款是沉淀為不良的，如果貸款質量變高，此值應低于平均不良率1.77%。而且不良貸款余額的復合季度增長率4.43%也遠高于新增貸款的復合增長率3.32%。

二是不良的處置速度變快，這里的處置我們特指核銷和貸款通過維權手段實現清收（如催收現金，債務和解，擔保品變現等）。先看核銷，核銷消耗貸款撥備覆蓋，但數據顯示3%的撥備覆蓋未減反升，為減少的原因要么是央行提高了壞賬撥備，使得消耗量和提高量動態平衡，但這顯然不符合實際，不僅沒有公開信息，且這對銀行利潤侵蝕極大，所以只能是撥備并未大面積使用。再看銀行自主清收，能成為不良的違約貸款能通過清收途徑實現回款的鳳毛麟角，基本都是通過司法途徑實現擔保品價值實現債務回款。而2015年以來，線上司法拍賣基本可以做到全覆蓋，線上數據不難統計，法拍資產的季度成交金額一般不過百億，這相對于萬億級別的不良，顯然也是杯水車薪。

這樣看來不良的處置速度變快也是一個偽命題。

所以，究其原因，最后只能是另類處置。我們快餐型的放貸思路造就了快餐型的處置思路，因為直接將資產負債表內的不良貸款移出不良科目是最快的“處置”。對應的實操手段有很多，批量打包轉讓債權，提高違約容忍度，新增貸款用以置換存量不良。幾個手段中，債權轉讓根據各個持牌AMC公司的公開收購數據，全行業的年均債權收購規模不過千億，針對萬億級別的市場，終究還是沒法解決問題。且債權收購本質上其實還是一種轉貸，是交易驅動型的資本密集行業，試問有哪個機構能夠有如此資本，源源不斷的消化商業銀行形成的信貸窟窿呢。

簡單分析，不難得出結論：正是大量利用新增貸款來置換存量不良，才會出現如此數據，不僅撥備沒有大量消耗，也沒有大面積市場化拋售債權，新增不良/新增貸款永遠高于不良率，卻能夠讓不良的產生速度相對新增貸款速度變慢。

3、利潤相對貸款規模無增長，17萬億低息資金用于轉化低效貸款

可以進一步從利潤角度，佐證銀行的不良去化邏輯正是用新增貸款置換存量不良。

2015-2020年的商業銀行凈利潤分別為15926、16490、17477、18302、19932、19392萬元。數據簡單處理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：

一是利潤/貸款余額的比例從2015年2.09%一直在下降，2020年這一比例是1.32%。說明商業銀行通過增加貸款量能夠提高的利潤越來越少了。當然這里面有一部分原因是凈息差從2015年的2.54%降至2020年的2.1%。

二是2020年末的貸款余額比2019年末多了17.21萬億，但利潤反而減少了540億。這里的原因肯定有新冠疫情以及銀行讓利中小企業的原因，但單從凈值分析，不論技術手段如何，都是相當于17萬億低息資金用于消化存量不良了。

因此從宏觀的凈值角度去分析，新增的貸款，相當于央媽直接放水，用轉貸的方式，作為不良去化的主要手段。俗稱，印錢消化不良。

三、低質信貸資產依然沉淀于體系之中，地方分化嚴重

筆者又根據各地銀保監派出機構的公布數據，統計了2020年的各地銀行業不良貸款相關數據，同樣發現一些地方差異，但這部分地方差異，基本在意料之內：

1、傳統的經濟活躍區域（北上廣深以及其他東部沿海省份），不良率普遍較低；

2、根據銀監給出的2020年全國數據，減去有統計數據的區域，可得無統計數據的區域平均不良率在3.81%，遠高于紅線值2%。

無統計數據的區域平均不良率在3.81%，全國均值1.84%

事實上，通過數據，我們再想想包商、錦州銀行的例子，也就不意外了，甚至我們有理由相信，這兩家銀行只是冰山一角。當然，這些數據我們可以默認為，已經是銀行用過“處置工具”后的情況，細思極恐之后就是觸目驚心了。

通過數據去摸索信貸行業的縮影僅僅是一個方面，但即使是管中窺豹，就已經是細思極恐。作為違約行業的參與者，筆者深知金融垃圾如同我們生活中的城市垃圾，垃圾處理站是必不可少的城市職能，通過撿垃圾雖不至于發家致富，但也不乏成功案例。但城市的主要生產職能絕對不是垃圾回收處置行業，不然就說明城市的治理出了問題。金融垃圾是經濟運作中必不可少但又不可多的資產，個中道理，和我們的生活垃圾回收，也可以說是異曲同工。